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蒋经国逝世30周年,马英九深情缅怀演讲丨全文


来源:台湾论谈综合
原标题:蒋经国逝世30年,马英九深情缅怀┇全文13日是蒋经国先生逝世30周年纪念日。昨天,马英九应中国国民党中常会之邀,深情缅怀自己的老领导。印象所及,这是马英九谈蒋经国最全面的一次。吴主席、曾副主席
原标题:蒋经国逝世30年,马英九深情缅怀丨全文1月13日是已故台湾地区前领导人蒋经国逝世30周年纪念日,国民党以“飞跃30、永怀于心”为主题规划了系列纪念活动。1月10日是国民党纪念活动的开跑日,重头戏就是邀请前主席马英九到国民党中常会举办专题演讲,谈一谈蒋经国对台湾的贡献。马英九曾经担任过蒋经国的英文秘书。2017年是台湾解严30周年,在纪念大会上,马英九回忆了当时他参与这段历史的感受,他说,当时他在第一时间听到蒋经国向访宾透露解严时,当下好像触电一样。正因为马英九和蒋经国有过密切互动,国民党认为,由马英九来谈蒋经国最适合不过。10日下午,马英九在国民党中常会上应邀做了题为《经国先生与我》的专题演讲,回忆了他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期间的经历,并与在场的人分享了蒋经国的生平事迹以及对台湾的贡献,借以纪念蒋经国。马英九说:经国先生对台湾有四大贡献。第一,是推动“十大建设”;第二,是解除台澎戒严;第三,开放大陆探亲;第四,力行勤政爱民。本次专题报告,马英九作为国民党有史以来曾任政界职务位阶最高的报告人,中常会也充分尊重马英九,不限定时间,让马英九“讲好讲满”。报告中马英九还分享了在“台湾解除戒严”、“开放大陆探亲”、“立法机构改选”这三个历史节点中,他与蒋经国之间的三个富有意义的小故事,表达自己对蒋经国的尊敬和追思。马英九说:经国先生逝世三十年了,我们永远怀念他。以下是马英九演讲全文:吴主席、曾副主席、郝副主席、各位中常委、各位党务主管、各位党工同志、各位媒体朋友,大家午安,大家好!今天应吴主席之邀,在蒋“故总统”、也是蒋故主席经国先生逝世30周年的前夕,来中常会报告他一生的行谊,我个人至感荣幸。过去30年,各种民调显示,“中华民国”历任“总统”中,经国先生始终是最受人民爱戴的一位。他正派、清廉、勤政、爱民的领导风格,大家都耳熟能详,因此,今天我想换一个角度,从个人与经国先生接触的几个小故事,来缅怀经国先生。1962年,我念台北市大安初中一年级,家里从万华搬到长安东路一段八号三楼,经国先生住在一段18号,两家相距不到80公尺;从我家顶楼阳台,可以看到他家的院子。有一年春节晚上,我们几个小孩在顶楼阳台放鞭炮,用弹弓夹着最响的大龙炮,点燃引信后射到他家的院子,爆炸声音很大。才刚射出一发没多久,立刻有人冲过来查问,知道是小孩放鞭炮后,态度很客气,也没骂我们,就走了。我想,应该是经国先生时常告诫身边的人,要待人有礼。不过,我们几个小孩也没再敢往他的寓所放炮了。那年,经国先生52岁,我12岁,这是我对经国先生的第一个的印象——对部属要求严格。1968年,我高中毕业后到成功岭受训,被选为开训典礼的宣誓代表,带领一万二千个受训的大专学生,向当时主持典礼的“国防部长”经国先生宣誓效忠“国家”。宣誓完我跑上台,将誓词呈送给经国先生。他收下誓词,微笑地看着我,握着我的手,轻轻地说:“谢谢你”。这是我第一次直接接触到经国先生,他的态度很亲切,握手很有力气。1970年4月,经国先生以“行政院副院长”的身份访问美国,在纽约广场酒店(Plaza Hotel)的大门口遭遇枪击。刺客是“台独联盟”秘书长与盟员二人。黄姓刺客开枪时,他的右手被身边的纽约警察推高,子弹飞越经国先生头上,在旋转门的玻璃上留下一个弹孔。黄姓刺客立刻被警察与经国先生办公室主任温哈熊将军合力制伏,连同另一位郑姓刺客一起押走。经国先生没有受伤,也没有受到惊吓,反而主动表示愿意与刺客见面一谈。但纽约警方认为不宜,没有同意。经国先生当天对东南亚工商协进会的演讲照常举行,不受影响,展现的镇定与气度,令纽约侨界与国际媒体大为叹服。在台湾戒严的年代,能有几个大官做得到?四月底经国先生“回国”时,各界数千人到松山机场迎接并致敬。我接到“救国团”的通知前往欢迎。他走过我们身边,微笑挥手,亲切自然,平易近人,毫无官僚气息,令人印象深刻。1974年我从预备军官退伍前,申请到美国纽约大学法学院念硕士,同时考上本党中山奖学金。出国前,经国先生在三军军官俱乐部请我们10位中山奖学金同学吃早餐。他亲切的问我们去哪一国,哪些学校,读甚么研究所,希望我们早日学成“回国”服务。那是我有生以来跟他接触时间最久的一次会面,也是唯一一次跟他吃饭,我也下定决心,取得学位后,一定要“回国”服务,贡献所长。提到中山奖学金,我忍不住要说,最近党部向党产会要求解冻办理中山奖学金的经费被拒绝,因为他们引用据说CIA在1979年的报告说,在美国大学校园有台湾特务学生。我要表达严正抗议。民进党执政过八年,难道没有去查过吗?毫无证据就指控污蔑,我们中山的同学绝不接受。事实上,2007-2008年我竞选“总统”的时候,我的老师孔杰荣特别来信表示,马英九如果是特务学生,我绝对不让他进博士班。言归正传。1981年,我在哈佛大学拿到法学博士并在纽约工作半年后,返国担任“总统府”第一局副局长,三个月后兼任“总统”英文秘书,开始我追随经国先生七年的日子。第一天担任传译,我应该就让经国先生留下深刻印象。那时我还是个90公斤的壮汉,那个传译的座位,却是一张在经国先生与外宾之间的小板凳,我好不容易把自己塞进去,挺胸坐正,膝盖一顶,就把茶几撞得晃了好大一下,茶杯里的水全都洒出来,相当尴尬。后来“总统秘书室”的卢主任,还特别交代总务人员,要拉开茶几跟板凳的距离,以容纳这位新来的胖秘书。那年经国先生已经71岁,我才31岁。马英九担任蒋经国英文秘书各位都知道,经国先生的一生,富有传奇色彩。他是当时中国“最有权力的领袖”——蒋中正——的长子,却在16岁那年,主动要求去苏联留学,先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共产主义思想与政策,再去列宁格勒的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校深造,还被派到乌拉山冰天雪地的工厂中做工,体验基层劳工生活。他在当地娶了同事方娜(蒋方良女士)为妻,一度因为“苏共”的路线之争,与父亲决裂。留俄12年,养成他一生坚强、亲民、平实的个性,并充分了解共产主义与共产党。1937年返国后,经国先生从赣南初试啼声,到上海奋力打虎,最后在台湾发光发热。经国先生对台湾有四大贡献。第一,是推动十大建设;第二,是解除台澎戒严;第三,开放大陆探亲;第四,力行勤政爱民。十大建设促成台湾经济升级;解除戒严带来民主改革;开放探亲促成两岸和解;勤政爱民端正台湾政风。每一项都是历史性的贡献。我有幸追随他7年,来谈谈其中三件饶富意义的小故事。第一个故事有关解除戒严。大约在1985年,有一天经国先生收到他的美国好友、二战英雄、美军顾问团前团长戚烈拉将军(Gen. Richard G. Ciccolella)亲笔来函,讨论戒严存废的事。戚烈拉的论点很简单,“台湾的戒严跟国际社会了解的戒严很不同,让台湾吃了不少闷亏,有理说不清。既是如此,何不解除戒严,丢掉这个包袱?”我把这封信翻译出来呈给经国先生。没多久,经国先生叫我到办公室,问我“戒严”这个词的英文是甚么?外国人的说法是什么?我说戒严的英文就是“martial law”,有些字典或百科全书指的就是“无法无天”(no law at all),或“军事统治(military control)。经国先生皱起眉头说,“我们没有无法无天,也不是军事统治啊!”我当时感觉,经国先生已经了解,台湾被国际社会误解得很厉害,戒严这个包袱很沉重。一年后,1986年10月7日下午,经国先生接见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行人葛兰姆女士(Katherine Graham)的时候,亲自宣布台湾将解除戒严,开放组党。我当时一个字一个字翻成英文,彷佛有电流通过我的身体,那是一种改写历史的感觉,终身难忘。第二个故事有关开放大陆探亲。1987年三月下旬,接见外宾后,经国先生突然问我:“英九,最近有甚么特别的事情啊?”我立刻说“有”:最近有一些老兵在西门町游行抗议,他们穿着白袍,上面写着“想家”,想回大陆探亲。同时,“立法委员”赵少康、李胜峰与洪昭男在立法院要求政府开放老兵回大陆探亲。我向经国先生报告,实际上每年都已经有近万人经过香港,偷偷到大陆探亲,造成守法的人吃亏,违法的人占便宜的现象,显然很不公平。经国先生听了就说:“你去找张副秘书长,我已经交代他处理了。”原来经国先生已经决定要开放大陆探亲。于是在张祖诒副秘书长的指导下,我们草拟方案,初步想法是在坚持与大陆“不接触、不谈判、不妥协”的前提下,透过民间团体安排,经过香港进入大陆。这个民间团体,就是红十字会。经过各方反复协商,这个被我私下命名为“颖考”项目的两岸探亲计划,在6月4日签出来呈送经国先生核定后,交给“行政院”与国民党中央党部执行。最后在11月2日正式实施。三十年来,两岸已经有一亿以上两岸人民互相访问,留学、投资、贸易,两岸和解,终于默默的展开。经国先生从善如流,真正为两岸做了很大的功德。第三个故事有关“国会”全面改选。1986年3月,本党举行第12届三中全会,并在会后的中常会决议成立由严家淦等12位中常委成立政治革新小组,分别就“国会”改选、省市长民选、解除戒严、开放组党、强化治安、加强党务工作等6个议题研商推动方案。其中第一个就是“国会”改选。当时“国会”老代表意见甚多,进度不快。当年11月的一个晚上,经国先生突然叫我去他的七海寓所。那是我第一次进到他的卧房,就像一个简朴的老荣民的卧室。经国先生那时身体已不好,肚子挺得很大,躺在床上说话。他问我“国会”改革的进度如何?我说大致顺利,但老代表希望设立大陆代表制,争议很大。经国先生问我,“政府从大陆撤退来台的时候,有没有宣布我们还是代表“中华民国全国”?”我说没有这个印象,要回去查一下。两天后,我向经国先生回报查询结果。“中央政府”在1949年12月7日从成都迁到台北时,当年的国民政府公报并未刊载任何“我国政府”仍然代表中国的声明。经国先生说,“我们的‘国会’只要是依据‘中华民国宪法’选出,就是代表‘中华民国’的法统。因此,设立大陆代表制并没有必要。”我听了之后,大大松了一口气,这显示他充分了解“中华民国”的法统是靠“宪法”维持,不是靠自然人维持。那天离开官邸时,看见繁星满天,我深深觉得,“中华民国”能有这样一位英明睿智的领袖,是多么的幸运啊!万一他支持大陆代表制,我们政府要如何向人民交代为甚么30年前不改选呢?我最后一次见到经国先生,是1987年的行宪纪念日。他坐着轮椅,出席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的行宪纪念大会。当时民进党的“国大代表”在台下高举白布条抗议,大声鼓噪。经国先生不受影响继续致词,离开时,经国先生转头,对着台下抗争者,深深看了一眼。那个眼神好像是说:“我为台湾做了这么多事,你们怎么这样对待我?”那种眼神让人非常难过与不舍,我这辈子永远无法忘记。19天后,经国先生过世了。当时我想,“国会”改革案如果能早一点完成,也许就可以化解这场抗争。但是这个案子当时拖了整整一年,直到1987年7月李焕先生出任中央党部秘书长后才交给我加速处理。当时李登辉“副总统”是小组召集人,当半年前我第一次向他请示时,他就抱怨说:“这一年多项目小组都没有开会喔!”主管部门耽误的后果,也只有由经国先生概括承受。经国先生逝世后,李秘书长带我到处去说明这个方案,尽管有些资深中央民意代表炮声隆隆,中常会最后还是通过了改革方案。如果方案早两个月出炉,也许可以避免行宪日当天的冲突。回想起来,我至今仍感痛心不已。一个月后我到头寮谒灵,为此在经国先生灵前痛哭,久久不能平复。马英九常常去谒陵最后,请容我做一个总结。经国先生长于“威权时代”,却能突破自身局限,亲手终结“威权时代”,让“中华民国”在经济起飞之余,也能推陈出新,在古老的土地上培育出自由民主的幼苗,开五千年实践民主的先河。这是他为历史、为“中华民国”、为台湾留下最动人、最持久的贡献。经国先生逝世三十年了,我们永远怀念他。谢谢大家。
[责任编辑:陈思宇 PN121] 责任编辑:陈思宇 PN1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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